最近，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崇祯：勤政的亡国君》被要求全面下架，理由是“因印制问题”。中国出版业内人士说，“崇祯”下架应该是触犯了“禁忌”。不过，这只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控制下的一个小事例。对出版业来说，除了“马列”之外的政治题材都不碰，也不触碰深刻剖析社会议题的作品已是共识。而出版人也感到了“一种整体的不安全感”。

《崇祯：勤政的亡国君》其实是2016年出版的《崇祯往事：明帝国最后的图景》（故宫出版社）的更名重印。重印时设计了新的书名，也写了的新的介绍语“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

写过书也编过书的张耀宇（化名）告诉美国之音，他们业内人士推测主要是“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这句话触犯了有关方面。

“‘勤政’是领导人喜欢拿来自夸的形容词，你把这个和亡国联系到了一起，肯定会出问题，”他说。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曾数次用“勤政”来形容习近平。2022年2月，人民网、央视网等还特别发布了“习近平的春节记忆，勤政篇”。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时，就有一篇网络文章将崇祯与习近平进行类比。文章的题目是《观历史言行：崇祯亡国时候，所有人都等他下令》。当时，文章在网络上被不断传播和转发，后被封禁。

张耀宇说：“最敏感的话题是和台湾、新疆、西藏这些内容有关的，但最最最敏感的内容，是和习近平本人有关的，……应该是编辑自己想要幽默一下，但现在会成为严重的政治错误。”

他说自己有些同情出版这本书的编辑。他担心，这本书籍的大规模下架，会牵涉到出版社的相关人员。中国书号实名申领，实行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张耀宇说，也正因为该制度，他和他的出版界的朋友逐渐不愿意再触碰深刻剖析社会议题的作品，哪怕是外国作者写其他国家的书籍，虽然他觉得有些可惜。

张耀宇平时很关注政治类议题，也曾写过以社会阴暗面为背景创作的小说。但现在他已经放弃写作很久。在做编辑的时候，他也曾做过“耽美”（主要指同性恋爱情）主题。但后来，这个主题被限制，甚至连作品有涉及到自杀的也会因为“宣扬自杀”而受到限制。有时候遇到国外好的文学作品，因为担心无法过审，或者翻译是要做许多删减和修改，也不愿意引进。

他说，大家为了安全起见，主要做生活和科普类的书籍。但即使如此，他也时刻担心被举报。“文学品类里面，大家喜欢引进诗歌，字数比较少，”他告诉记者。内容多了，就容易触发禁忌。

从事出版业近二十年的李璐（化名）的工作重心也从出版讲述中国过去五六十年的社会现实的原创书变成了出版关注心理健康，提高工作效率的这类工具书。

“也会出讲植物、动物、天文学这样纯科学类的书籍，比较不会有敏感内容”，她告诉记者。可能是因为社会上的许多人都过得比较压抑，她最近出版的与心理学和心理健康有关的书籍，销量都很不错。

虽然在民营出版社工作的张耀宇和李璐都避开了政治话题，但有一类政治书在中国却出现了增长。《2021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显示，从细分类同比增长率来看，“马列”这个细分类增速是最高的，同比上升了近50%，在实体店渠道同比增长率超过了300%，主要是受一些政策性读物图书带动。学术文化类同比上升超过了20%，主要是受到党史相关图书的带动。

除了要避开敏感的政治，避开美国人写的书可能是中国出版界的人眼下要注意的另一个事项。

编辑林烨（化名）告诉美国之音他编辑一本由美国作者撰写的哲学书从申请书号到最后出版的艰难历程。

林烨从2020年春节开始就一直在申请书号，但是直到2022年8月前还是没有批下来。

2020年，当这本书刚翻译完成开始申请书号时，他就被告知因为美中关系不好，所有由美国公民撰写的书籍，都很难拿到书号，要推迟出版。按照行业的惯例，他也没有得到审查部门白纸黑字的文件，不知道对于美国作者的推迟要持续多久。

2022年8月，他终于拿到了书号。因为他所在的出版社当时已经支付了原作者的版税和译者的翻译费用，林烨生怕事情再出现转折，立刻推进印刷和校对等程序，在最短时间内让书籍上架。但是，磨难并没有结束……

这本哲学书籍因为深入探讨了哲学的不同流派和各种意识形态，主题思想则在于人们该如何学会独立思考，给书的出版带来了很多不可预测的麻烦。

“我原本对这本书的出版已经不抱希望了”，林烨告诉记者，“这本书提到了宗教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很容易被理解成是影射现在的政府。”

除此之外，这本书里还以调侃的口吻提到了苏联时期的共产党。根据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的通知：“涉及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时期重大事件和主要领导人选题”是十二类“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方面内容选题”之一。

“我们改的时候非常费力，”他向记者解释道，所付出的工作远超过简简单单地校对翻译内容是否符合原意。随着被删掉的内容越来越多，他也不得不思考应该加一点什么内容进去，“既能接得上，还要圆回来”。

因为文章的主旨就在乎鼓励人们不要被宗教等权威组织“洗脑”，他希望这本书至少能保持一些原意，因此不得不想方设法，将可能会敏感的内容用最委婉最不容易被挑刺的表达方式说出来。改到最后，文稿的内容和最初的翻译稿已经相去甚远，原文行文中对于权威的讽刺和调侃也所剩无几。

回顾这段历程，林烨感概万千。“我们原本觉得美国换一个总统，可能美中关系就会变好，美国人的书籍出版也会变容易，但没想到美中关系越来越差，而且出版行业的审核也越来越严格，”他在电话中说道。

由于作者是美国人，也因为题材稍稍敏感，林烨担心书火了之后，一些网友出于反美的情绪挑剔这本书，造成书被举报下架。他甚至不敢替这本书进行任何的线上或者线下的宣传活动，甚至都没有在圈内几个知名的自媒体平台上宣传。“我们要偷偷的，低调一点，不然被举报就完了，”他无奈地说。

在2019年签下这本美国畅销书的版权时，他还设想过请原作者来中国举办读书会，签名会等宣传活动，但没想到等书终于出版了，却连最基本的宣传都没办法做。

他告诉记者，虽然书最后还是出了，但他“也没有很高兴”。

从事出版业约二十年李璐指出，在中国，对书籍内容的审查并不是新鲜事。她从事出版业约二十年，曾经引进过许多海外著名作者的书籍，也曾经做出受到好评的原创书籍，并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几十个国家发行。

“一般做了很多年的编辑，都会知道什么样的题材是比较敏感的，在编辑的时候也会注意一下”，她告诉记者，比如遇到太过激烈抨击中国政府的语言，就修改地婉转一些，太多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内容，就在结尾的时候稍微增加一些正能量的内容。

不过，她感觉，从2018年起，整个行业的氛围发生了变化，“有一种整体的不安全感”。

2018年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修改了宪法，开启了第二任期的开始。也是从他的第二任期开始，中共推行越发严格的审查制度，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越来越严格。也在这一年新闻出版的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书号的发放和内容的审核也立刻开始收紧。

2018年3月5日，认证身份为“三鼎甲图书公司总经理”的“出版人邢海鸟”在微博上称：“2018年是出版严控之年，出版总局减少10万个书号，约占全年书号的三分之一”。2020年，神州出书网刊登文章，表示“中宣部再出重拳，严控出版质量，2020年全国出版社书号再次缩减15-30%。” 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京发布《2022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中显示了新书品种相较2021年减少了25,000种，其中引进类的新书减少了两万种。

李璐说，他时常听到有同行的书被下架，有同行的书被封禁。但究竟因为哪一句话触犯了哪一条规定而被处罚，却不得而知，大家都在“看似没有规则却又处处有规则的环境中运行”。

她这几年做的一本讲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的书也因为审查迟迟拿不到书号。她托了内部人士，打听之后才知道书中神话人物的雕像裸露过多，正好撞上因为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政府各部门都在整顿各行各业中的“低俗内容”。大家集思广益，后来决定在插图中只使用神话人物的面部。

李璐说，很多时候书籍会因为“影射”而受到处罚，影射的对象可能是中国某位领导人，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也可能是中国某社会现象，但“影射”本身就很难定义，有时候明明是虚构内容，或者是批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或者共产党，也会因为“影射”而触犯禁忌。她觉得“影射”这本身就像“三人成虎”，一旦网络上形成有规模的舆论，就很难证明作者或者译者其实并没有这个意思。

她认为这种时时刻刻都怕处罚禁忌的恐惧感正是政府想要施加给出版业从业者的：“这种隐隐不安的感觉，就达到了精神上恐吓你的目的了”。

2023年10月7日至8日，中国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再次强调“宣传思想文化”的重要性。张耀宇说，虽然还没有得到具体的通知，但是，他已经有点无所谓了。“见招拆招呗。”他说。

他说，在中国作为内容创作者非常压抑，而且也看不到希望。